于建嶸教授在春節(jié)期間發(fā)起的“微博打拐”，成為一場公民行動。但隨著公安機關、媒體介入，事件發(fā)生了變化：一方面，很多未成年行乞者，并非被拐賣兒童，而是在父母帶領下行乞，警察表示對此無能為力；另一方面，網(wǎng)友的拍照、警察的調(diào)查，的確傷害到了一些行乞者敏感的自尊。兩盆冷水澆向這場公民行動的參與者，“微博打拐”的話題漸漸集中為“解救童丐”，輿論漸漸開始分裂，特別是于建嶸教授提出“禁童丐”的立法建議，更是引爆了爭論：一些人認為這不切實際，更有侵犯他人權利的嫌疑。

    中國社會對公民行動的游戲規(guī)則還不熟悉，產(chǎn)生爭論很正常。但這場公民行動不應淪為一場無謂的口水戰(zhàn)。在此，有必要厘清相關概念，使爭論各方回歸共識，回歸建設：相信社會的進步，學會尊重現(xiàn)實，尊重弱勢群體。

    首先，未成年人行乞，會對他們的身心造成傷害，且違反法律。按《未成年人保護法》的規(guī)定，利用未成年人乞討是違法行為。現(xiàn)在，我們絕不應捍衛(wèi)所謂“未成年人的乞討權”，也根本不存在這種權利。如果兒童行乞是一種權利，那么去做“童工”、“童養(yǎng)媳”是否也為兒童的一種權利呢？在一個權利意識相對薄弱的社會里，很多人并不知道權利能走多遠，也不知道權利該停在哪里。

    我們應有這樣的共識：在這個“大國崛起”的時代，“童丐”是全社會的恥辱，因為我們沒能照顧好社會的未來。被拐賣兒童需要解救，童丐同樣也需要切實幫助。我們要共同解決這個問題。怎么辦呢？

    也有人想到了“嚴刑峻法”。比如，《未成年人保護法》第71條規(guī)定：利用未成年人乞討，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行政處罰。但事實上，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中沒有具體配套規(guī)定，這造成新聞所報道的：對利用孩子乞討的父母，警察只好做口頭教育，不得不馬上放人。其實，即便堵上這個“法律空白”，又如何？拘留了父母，孩子由誰照顧？短短的拘留期之后，孩子還得回到父母身邊。

    因此，指望通過一部法律或者警察的一場“颶風行動”，讓街上的童丐消失，既不現(xiàn)實，也是一種危險的想法。有人甚至將此與暴力強拆、城管收攤等而觀之。這種擔憂對妥善解決問題也是有益的：公眾對公權力不再全然“托付”，無疑是一種進步。

    事實上，如此激進的“禁童丐”手段，實際也并不存在，包括于建嶸教授的立法建議中，也沒有這些內(nèi)容。于教授主張加重現(xiàn)行的《刑法》中的拐賣兒童罪、收買被拐賣兒童罪等罪的量刑，并沒有將“父母帶子女乞討”作泛刑罰化處理。相反，他主張由國務院統(tǒng)籌協(xié)調(diào)，建立長效機制；在救助方面，民間的NGO應積極介入，李連杰的壹基金也打算成立“兒童救助專項基金”。童丐，不會因為法律的禁止而自動消失，全社會的關愛卻能讓他們的數(shù)量減少。

    這次公民行動的初衷，是幫助社會弱勢群體，而不是希望喚醒利維坦巨獸。在這個問題上，各方?jīng)]有矛盾；爭議的核心無非是具體措施的緩急。所以，寶貴的輿論空間，沒有必要浪費在細枝末節(jié)的無謂爭論上。我們應相信社會進步的力量，并以各自的方式共同為之努力，這才是公民行動的意義所在：君子和而不同。首先，公民行動有助于倒逼相關職能部門更“給力”，包括完善義務教育、救濟殘疾兒童、嚴打拐賣犯罪以及建立國家級尋子系統(tǒng)等等。同時，問題的解決需要民間力量的積極配合和介入，包括熱心公民“隨手拍照”、成熟NGO的參與和技術支持等。

    國人每每驚羨于外國未成年人保護機制之完善：父母不盡責任，警察可以介入，追究法律責任；孩子會被帶到福利機關，得到妥善照顧。這一切使兒童輟學、被拐賣、被迫行乞成為不可能。

    所謂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”，不走，就永遠停在原地；走，就有很多現(xiàn)實問題需要解決。只要我們堅守法治、堅守尊重現(xiàn)實的共識，一起努力，聲音未必整齊，但一定會在“力的平行四邊形”機制下，向共同的愿景前進。